(二)误区二：量刑建议权有损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也是法治国家建立的价值目标所在。法官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依据法律，独立自主地对案件进行审判被认为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体现。如上所述，定罪量刑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法官的职权，而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似乎从形式上对法官的量刑权形成干预，以致反对量刑建议建立者认为，“从公诉方来说因拥有量刑建议权使得其不屑与辩方争辩，因为无论辩方怎样争辩都是为了赢得法官的支持，而自己本身就拥有类似于法官的权利，这就使得它不屑与被告方争辩，缺少对争辩的积极性。由于辩方不敢争辩，公诉方不屑争辩，因而争辩活动就很难展开，不利于法官属中裁判，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进而难以对案件作出公正裁判”，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会“增加许多不稳定因素，最终影响司法公正。”{21}

　　笔者认为，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不但不会损害司法公正，反而更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理由如下：

　　1 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是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制约

　　从权力制衡理论来看，任何一种权力运行框架都必须考虑权力之间的合理制约与平衡，以防某项权力恶性膨胀，刑事诉讼运行也概莫能外。在相对法定刑主义下，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事物往往具有双面性，量刑自由裁量权过大也会适得其反。因为法官个人品格、学养及经验的不同，制度规范的缺失，都可能会导致程度不同的量刑不当、司法不公甚至司法擅断，因此适当限制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已成为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之一。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法官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是诉讼的中心，具有最高的权威，但其所受到的监督比我们国家的法官要多得多。由于陪审团制度的存在，法官的定罪权被分割，只剩下量刑权，而且量刑权的行使也必须举行专门的听证程序，而完备的证据规则、详尽的《量刑指南》、深入人心的正当程序观念，也让法官在量刑方面无多少自由裁量可言。并且，美国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保证了其的司法是真正的精英司法，这种从入口的监督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其刑事诉讼的正当与公正。

　　相比之下，我国法官的权力比美国法官要大得多，他们在刑事审判中不但享有定罪权，也享有量刑权。而且我国立法一直奉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法律条文的伸缩性过大，量刑幅度过宽，且又无公开的量刑指南或量刑细则可供参考，客观上为随意解释和运用法律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再加上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形同虚设，基本不发挥作用，且无专门的量刑听证程序，在目前当庭判决率还相当低的情况下，控辩双方在法庭上不就具体量刑提出意见并进行辩论，量刑问题就成为完全任由法院说了算的封闭空间，量刑不免流于擅断。而我国法官又缺乏严格的选任制度，司法人员大众化情况比较突出，“具有大众化身份和意识而缺乏保障的司法人员，司掌着关系到公民生杀予夺并且有很大的自由裁量余地的司法权”{22}，这种情形之下的量刑自由裁量权，不仅需要制约，而且必须进行制约，否则将置公民的基本人权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我国目前立法还未改变，全国统一的量刑指南还难以建立起来的前提下，也许通过程序运作本身的完善来提高量刑的公正性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