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曾说过他在师范上学时就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楷模”。毛泽东承认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会 1998年版，第30、31、37页）。

　　我以为，陈独秀更加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对民主的认识以及他对苏联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深刻剖析。还是在南京狱中时，陈独秀便说过：“现在苏联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它，贱视民主之过也。又说，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理？陈独秀认为“在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言论、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

　　在对苏联问题的认识上，陈独秀说“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决定的，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至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十月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在这时，陈独秀提前七十多年破天惊地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深刻的解剖，他认为苏共的独裁统治并不是斯大林个人形成的，而是那个统治体制的先天不足造成的，他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

　　陈独秀还把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等量齐观，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认为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在与友人的通信中，陈独秀说“列宁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

　　当我们身处这个新启蒙的时代，读着这位共产党创始人早在七十多年前的英明论断，我们难道不觉得会有些惊异吗？

　　关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他自己则说：“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意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正，自作主张、自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