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确国家秘密的定密标准。通过建立新的、更加具体的定密标准，严格控制国家秘密的限度。比如对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就可以设定以下具体标准：第一步，确定泄露信息是否会危害国家安全，并确定对国家安全危害的具体内容；第二步，确定这种危害是否合乎情理，即使泄露信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那也不意味着必须保密；第三步，权衡不定密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好处和泄露会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即保密是有成本的，应当权衡保密的收益和成本，或者公开信息的收益[35]和成本。基于此，可以依据以下标准对某类信息是否应定密作出权衡：当某秘密信息涉及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时，对这类信息就必须定密；当某秘密信息涉及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但不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公开了更有好处，就不应定密；当某秘密信息涉及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时，如公开后给国家造成明显不利时，就应定密；当某秘密信息涉及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时，但不是关键的，且当这类信息有很大商业价值或者有利于国防和科学应用时，如公开了的好处大于保密的好处时，就不应确定密级；当某秘密信息公开后只对某一部门有利，而定密则会对公众、社会更为有利时，就应定密。[36]

　　其次，规范国家秘密的定密程序。现行《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在第二条中提到了国家秘密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确定”，但是其后的条文并未规定出具体“法定程序”，从而使得这一条款失去了意义。未来的修改必须对定密程序作出具体规定，改变现在定密裁量权过大的状况。在定密程序中还应参照定密异议制度，引入定密异议程序，以加强对定密的监督。

　　再次，明确国家秘密的解密程序。现行法律下的解密程序基本处于冻结状态，必须通过建立缜密有效的规则使其产生活力。这一点可以参考美国第13292号总统行政命令中的解密制度。

　　最后，必须对《信息公开条例》中维护公共利益的条款作正确理解。既然已经有了信息公开中的保密审查制度，就不应再设定其他空泛的标准免除公权力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第八条中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不仅彼此间存有交叉的可能，而且都可以通过对国家秘密的保护而得到保障——当然，前提是国家秘密的范围能够得到科学、合理的界定。

　　五、结论：从保密主导下的公开到公开主导下的保密

　　中国政治文化中存在着深远的保密文化传统。我们把皇宫称为“紫禁城”、把皇宫的卫戍部队称为“禁军”，普通百姓不应与闻政事——“莫谈国事”，凡此种种，似乎都暗示只有通过秘密这一幕布的遮掩，统治才有威严、统治才会有效。应该看到，这种保密文化传统至今仍有很大残余影响力。

　　《伦语·泰伯第八》有这样一句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此有两种断句方法：其一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二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译为现代汉语即分别是：第一种解读是，“对于老百姓，只能让他们照着（统治者的）命令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二种解读是，“老百姓认为可行的，就让他们如此干下去；老百姓认为不可行的，就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才是对的”。[37]显然，两种解读蕴含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可以说，就前者而言，公权力行为笼罩在国家秘密之下；对于后者，公权力行为则为阳光所辐射——向社会公开。

　　这两种政治理念的碰撞，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显得愈发明显。面对更高位阶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档案法》,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选择是小心而谨慎的，这当然有现实的考量，但秘密的范围不确定，也将助长保密文化的泛滥，影响信息公开制度的生命力。时代已经改变，我们必须顺着信息公开的时代潮流，引入阳光政府的理念和制度，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就是从保密主导下的公开，迈向公开主导下的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