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的中国关怀　

　　上文我已经指出，由于阎云翔宏观上的现代性框架太重，没有深入村庄生活的逻辑中开展对私人生活变迁的研究，从而出现了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失误。现代性框架太重，意味着作者未能站在中国村庄主位[12]的立场上。这样说作者，也许在感情上不太容易接受。实际上，作者对下岬村收留他充满感激，他曾是下岬村的一员，曾与村庄同呼吸共命运；甚至也许正是这种生活让他感觉到自己有责任记录下岬村的变化，书写下岬村的变迁史，并从中找出改变人们生活命运的可靠线索；他的关怀已经超越了下岬村，有对所有中国村庄所面临的道德困境的深切关怀，也有对中国村庄未来命运的痛苦担忧。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道德化的一面。另一方面，作者深陷在海外汉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体制中，尽管他有深切的道德关怀和现实关怀，但这种关怀也许并不足以抵制整个学术体制，无法在中国主位的立场上，无法深入中国农民的生活逻辑中来看待问题。　

　　海外汉学乡村研究有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出于了解中国政府和社会的需要而展开对中国的研究，这种策略在冷战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主要目的是向美国政府和社会回答“共产党中国的国家制度、法律、政策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乡村”这样的问题。具体的学者个人也许并不是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而相反可能是出于对中国文明的敬仰，甚至很多华裔学者可能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故国人民深厚的责任感而开展研究的。但西方政府和社会通过基金项目、著作发表体制、图书评奖等一系列制度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学术研究的政治控制。这种政治控制决定了什么样的研究会获得资助，什么样的成果能获得奖励和认同，甚至如何讲课才能赢得学生的喝彩。这种体制决定了西方汉学传统的乡村研究不可能是中国村庄主位的。　

　　表现在阎云翔的这本著作中，就是在任何一个主题中他都非常关注学术传统，清晰地表达之前相关研究的观点，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认同或不同。这本来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性所在。但关键问题是，在中国问题上，不断地寻求同前人的对话，尤其是理论对话就很容易陷入了某种虚妄的陷阱之中。它会强化一些本来需要讨论的前提，如前述关于公共生活只能来源于政治参与和社会自组织的观点，海外汉学认为它是讨论问题的前提，但这个前提对于中国村庄并不是普适的。它还会忽略村庄生活本身的逻辑，导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和毫无必要的讨论。如作者对下岬村传统分家的方式、传统家庭的社会功能等诸多方面没有任何考察，只是根据前人如费孝通等的一些研究进行判断。这是大有问题的，前人赖以讨论的村庄与下岬村有多大的区别？它们能够代表下岬村的过去？在新中国之前，旧中国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社会转型和数十年的战乱，由于境遇不同，中国的不同地区在解放前可能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但这些问题作者似乎都没有考虑。在他的逻辑体系里，这些问题也许是不用考虑的，他们关注的只是一个抽象的现代性背景下的中国，“全面认识中国”并不是他们所要关心的问题。因此，海外汉学的传统中，学者很少会去关注中国的区域差异问题，他们也不愿意关心这样的问题，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中国问题。这不仅仅是关注点的不同，而是学术立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