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萍泄露秘密案，我想到了中国历史上野蛮法制时期的刑不可知论和不宣而教论。孔夫子等人是反对公布成文法的，主张“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儒家传统思想的某些部分到现在还光芒闪耀，而且照出国界去了，独这一思想是最腐朽的，最黑暗的，一直黑到现在，再不给它当头一棒，或许还要黑到大同社会。不知者不为罪，这道理是很朴素的，村夫野老都明白。浅者如不知某人是逃犯而让其留宿，深者如法律不能溯及既往，就含括了这个意思。在既往之时，法律还没有公布，没有实施，民众是不知道法律规定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的，也就谈不上违反的问题。　

　　检察院保密规定公布的范围是限定的，辩护人于萍既不在此范围之内，也没有人告诉辩护人哪些材料是秘密材料，对谁要保密，又如何说辩护人泄密了？然而于萍还是被提起公诉了，是因泄密罪，而且是故意的，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而同意从法院复印案卷材料的法官竟没有事。于萍一案还在由检察院侦查的阶段，《河南商报》于2001年1月19日却将详细情况登了出来，还冠以“擅自将案件材料复印给涉嫌贪污的被告家人高级律师泄密被捕”为题，而将详细案情透露给商报作者的检察机关也竟没有事。这真是极大讽刺，极大的荒谬。这更显现出检察机关的某种决心了。　

　　检察机关起诉于萍，用的是什么逻辑？　

　　一审法院判于萍有罪，用的是什么法律依据？　

　　当时于萍虽然上诉了，但我当时估计起来，二审判她有罪的可能性居大。倘是无罪，检察机关岂不是加害无辜？那可是国家机关啊！错不了的！不信等着瞧罢！　

　　万幸的是，最后检察机关错了
　　　　^[1]>。这是后话。　

　　于是我又想到运动场上的竞赛。竞赛规则应当由谁制定？当然是参赛之外的人了，可是《检察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具体范围的规定》也罢，《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也罢，却是参赛者一方制定的。　

　　再如当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罢，虽不是运动员一方制定，但却是老子起草的，只不过以老子的老子国务院的名义颁布而已。发生医疗事故之后，除非老子说“这是医疗事故，你认了吧！”，倘若如此，儿子也就无话可说了。然而这样鉴定的事是不多的。养不教，父之过，除非儿子太不听话，太不孝顺，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否则是不会有医疗事故被鉴定出来的。总之，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理鉴定出的医疗事故是不多的，虽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