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国家，如果它拥有有利的基础性条件，那么，似乎无论它采用什么宪法，都可能实现稳定。而如果它拥有的是极为不利的基础性条件，任何宪法都救不了民主。”　

　　革命的意识形态既已被创造，却从未得到正确的导引，导致了革命的反复，民主的理想在大潮后隐去。胡适曾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女孩，公意大概亦如此，它好像有着一张“普洛秀斯”的脸庞，谁都可以躲在背后进行无法无天的破坏。　

　　3. 在“咸与维新”和“不准革命”之间　

　　革命发动的标志就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是普通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政治人物往往依靠群众运动来打压那些他不敢或不愿与之发生正面冲突的政治对手，以攫取权力。一旦其目的实现，他或许就已经洞见自己同样面对群众运动的巨大冲击力，除非他对整个事件持有绝对的控制力，否则自己也将被运动的洪流所吞没，这就迫使他对群众运动保持一定的警惕和距离，并进而压制群众运动的发展，是其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或者干脆让其缄口，退出政治舞台。这在1793年的罗伯斯庇尔身上表现的十分明显，他在1793年5月31日之前，没有参加任何保卫巴黎的活动，以粉碎民族代表制的阴谋活动，直到武装胁迫议会的活动把他扶上台。当权的罗伯斯庇尔虽然得到了巴黎各区活动积极分子的爱戴，但他却禁止了他们的自由言论。　

　　“必然性和暴力结合在一起，暴力因必然性之故而正其名并受到称颂，必然性不再在至高无上的解放事业中遭到抗拒，也不再奴颜婢膝地被人接受。相反，它作为一种高度强制性的伟大力量而受到顶礼膜拜，用卢梭的话来说，它确实会‘强迫人们自由’。”　

　　这是因为“他一个人神话般地调和了直接民主和代议制原则，他高高坐在一座等价金字塔的顶端，日复一日，他的话就是这座金字塔存在的保障。他本人就是各区人民，雅各宾党人的人民，国民代表制度中的人民。普通民众就不必再向国民工会表达自己，而全部都由罗伯斯庇尔代替了。”　

　　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成就了很多人物，也埋葬了许多人物，革命的意识形态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会永久地为一两个人所掌握，加之以革命天生的不稳定性，而未得到正确的指引，革命终化成一把双刃剑，刺向敌人，也伤害了革命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