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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作人员委托请托人理财获益之定性

谢杰;梅屹松

【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
　　然而，实践中出现如下案例：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出资委托请托人进行理财，每年获取固定收益，收益率高于却从未超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之内的利息应属合法。故认定上述实际出资获取收益的行为属于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受贿行为无规范依据。
　　基于此，多数办案人员认为：必须坚持《意见》委托理财型受贿的明显标准，银行贷款利率四倍之内的收益回报符合市场规律与法律规定，不能以受贿论处。但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应当在全面理解《意见》第四条的基础上作出受贿犯罪的定性判断与数额计算，不能直接排除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获取收益未明显超过应得收益行为的受贿性质。
　　《意见》第四条针对两种委托理财型受贿的行为方式设置了司法判断规则：（1）国家工作人员未实际出资，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变相收受他人财物；（2）虽然请托人将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用于投资活动，但国家工作人员所获“收益”与实际赢利明显不符。然而，在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都要求请托人进行真实的资本运作，也不是所有的请托人都会使用该项出资进行证券期货投资。《意见》第四条并未就实际出资却不存在理财行为的情形作出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交付几十万、上百万资金后堂而皇之地每年收取15%至20%的巨额投资回报，请托人收取出资并不实际操作的，行为双方的所谓委托理财关系、出资、接收资金均指向一个目的——掩饰谋取不正当利益与收受贿赂的腐败交易关系。在这种条件下仍然认为“明显”超过应得收益才能以受贿论处，实际上是将请托人从事资本运作与根本没有实施理财行为进行不当混同，机械地、片面地理解了《意见》第四条明显标准的适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