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 时间 虚无*——一种解析法律的哲学方法论
Being Time Absence——A philosophic methodology to analyze law
王晓
【摘要】从哲学角度重新审视法律，属于历史反思的范畴。中西方哲学思维的不同进路导致了直觉与建构之间的冲突。对存在、时间、虚无的进一步认识有助于厘清思维的混乱，同时给予思维以发展的方向。惟有在形而上的正确引导下，对于法律这一实在法才能有充分的了解。既把握自然的脉动又蕴涵人类自身的生存目的，在人与物的对立之间着重关注其中的法律关系、互动和流变。以事物的存在、时间和虚无为先导的三元论，将重塑法律概念、法律关系和法律规则，并以权利的构造为例解析实在法。（To review law from a philosophic aspect is a matter of historical reflec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c thinking patterns result in conflicts between intuition and construction. A further step in understanding being， time and absence helps put straight confusion in the train of thought and dir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Only under the right guidance of metaphysics can we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positive law. By getting hold of the pulse of nature and implyingpersons’ purpose of subsistence，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upon the legal relation， interaction and gradual charge in the opposition of person and matter. The Triunity with being， time and absence as its guides， is to re-define legal concept， legal relation and legal rule， furthermore， to analyze positive law by presenting example of construction of right.）
【关键词】存在；时间；虚无；三元论；权利
【全文】
东西方历史地循着不同的轨迹前进着。人类行为和思想之差异根植于两条人类意识原理，即以对存在之同一性的感通为基础的关怀和以对存在之差异性的意向为基础的惊异。[1]前者形成了中国哲学直觉的基调，以体悟（开显）事物内在的本质为己任；后者形成了西方哲学逻辑推理的基调，以形而上思想体系的构建和法律规则的完善为目标。[2]两种哲学方法的迥异，在历史进程中建构了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制度体系。历史的表象呈现出中国哲学方法契合于社会分工不发达的社会（因此出现了大唐盛世），西方哲学适合于社会分工发达的资本主义。但随着人类活动的交融，这两种哲学方法开始相互关注，并且在注视之中不自觉地相互靠拢。[3]笔者在此力图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既遵循逻辑地构建有关规则的方法论，又依循事物发展的脉络来契合事物的本源，同时重点关注结构与本源之间的展示、交往和流变的关系。
一、存在 时间 虚无
笔者首先讨论存在、时间、虚无三者的关系，目的在于对这三者关系的清理，这有助于哲学方法论的理解。
（一）存在、时间、虚无的历史痕迹
1、关于存在
存在作为哲学本体论问题为历代西方哲学家所关注。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中，巴门尼德坚持事物是无变化的，认为真实的存在惟有“一”，并且是无限和不可分的；赫拉克利特虽然坚持事物是变化的（他最著名的论断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认为事物有正反两个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但他依然认为有某种东西是持久的。[4]这两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虽然在形式上表现得有极大的差异，但在本质上还是对存在永恒观念怀着特殊的偏好。及至柏拉图，他已区分了实体和现象；在他的理念中，现象可以表现出多样性，但其实体的本质是没有时间性的，是永恒的，因此必然是神所创造的。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在存在着的东西中，有一些永远如此，而有一些出于偶性而经常如此。[5]很显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先哲的存在学说对其后二千多年的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于是直至康德仍然认为存在者是由于构成概念之理性使用，与先天的直观相关而无须借助于经验。[7]循着这一脉络，西方思维构建性地寻求目的的方式成为了主流，并走向一条以自我为中心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