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美国，伴随权利的扩张，法律的领地急剧扩张，几乎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因而不属于法律调控的领域已经寥寥无几了。伴随权利的增长，法律的数量疯狂增长，每种事务都有成千上万条法律规则：有政治选举的规则、立法的规则以及法院审判的规则；有税收的规则、股票管理的规则以及土地规划和使用的规则；有交通的规则、环保的规则以及文化市场管理的规则等。据统计，在阿拉巴马州，每年州和联邦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就有15万个之多[2]！根据另一项统计，在美国，仅一份牛肉汉堡的夹心，从牛肉长在牛身到煎成肉饼，竟涉及各类法律、法规多达4.1万种！在作者看来，如果“法律爆炸”的说法过去未免有些夸张，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说法则已经成为了一种无法否认的实事了。
这种“法律爆炸”背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一般解释是现代性的产物，即伴随传统社会的解体，传统权威也走向了衰落，人们放逐了至上神灵，推翻了专制君主，颠覆了一统道德，消解了部落、家族以及行会等权威。为了有效调控社会、管理国家和解决纠纷，法律便应运而生，并因时得势。作者除了注意到这些一般原因之外，还认为这种“法律爆炸”与“责任爆炸”、“正当程序革命”以及新型的正义理念有关。所谓新型的正义理念是指，凡被认为是不正义的事务，无论其性质如何都应受到法律的管理，而不应超越法律之外。
如果人们不满足把法律仅仅用作一种文化符码或社会的饰物，而是旨在经世致用，可诉可求，那么“法律爆炸”便可能导致“诉讼爆炸”。在美国，所有法律事务都可诉诸司法，每一纠纷最终都有可能诉诸法院。虽然并非所有纠纷都实际上诉诸法院，但许多纠纷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且颇有“诉讼成灾”之势了。雇员诉雇主，学生诉老师，纳税人诉收税人，子女诉父母，公民诉政府，朋友诉朋友，在美国早已司空见惯，而当代愈演愈烈。于是，一些奇特的诉讼相继出现，例如，印第安纳州一名9岁女孩诉父母，诉因是在一盒蘸糖苞米花中没有发现奖品；明尼苏达州一个14岁女孩起诉父母，诉因是父母自己建造一艘小船环游世界，想带她一道去，而她要坚持自己要与朋友留在家中；一位男士起诉他的女友，试图迫使她赔偿因未能赴约所造成的时间和金钱损失。[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司法审查制度确立以来，人们甚至能够依据
宪法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进行挑战。“诉讼爆炸”的副产品便是律师人数剧增、法院不堪重负以及司法权迅速扩张等。
如此看来，在以美国为典型的西方，“权利爆炸”、“法律爆炸”以及“诉讼爆炸”互相关联，三位一体。在作者看来，这种态势很大程度上是“陌生人社会”的产物。本来，现代化过程的城市化、商业化以及流动性解构了传统的“熟人社会”，导致了人际关系的陌生化。与其他现代社会相比，美国这个移民社会尤其是个“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为我们提供保护，缝制衣服，建造房屋，烹制食品；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扑灭我们的火灾，储存我们的钱财，通过媒体向我们传递信息和灌输思想；当我们乘坐交通工具外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的手中；当我们得病住院，陌生人诊断我们，处置我们，护理我们，治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埋葬或火化我们。这是作者在他的另一部书[4]中对美国社会所做的描述。
在本书中，作者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发挥。他指出，在这个陌生人的社会，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陌生人的支配，我们与他们从不相识，也许永不谋面。当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背景；当我们搬进陌生人建造的房子，我们不知道这些房子架构是否安全，使用的材料是否对人身有害；当我们被“锁”在陌生人为我们制造和操控的诸如汽车或飞机之类的机械装置中，我们不知道这些危险的、飞快运转的机器是否安全，驾驶者是否合格可靠。我们没有直接的方法确保罐装汤不会毒死我们；没有直接的方法确保钢筋水泥铸造的巨大建筑物不会倒塌压扁我们；没有直接的方法确保电梯不会骤然跌落，锅炉不会突然爆炸，汽车和飞机不会瞬间失控……如果这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么我们的权利、自由和选择不是一种毫无保障的许诺吗？凡此种种，除了通过法律间接约束和规制这些陌生人的行为，我们如何来防范这类风险呢？一旦危害发生，除了通过司法这种保护机制，我们如何能够获得有效的救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