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密尔顿所抨击的审查制度出现之前，古希腊人就已经用敌意和死刑判决，来对付持非主流和不受欢迎的观点的异端分子。普罗泰戈拉（Protegra，公元前485－410年）和苏格拉底，都因为传播过雅典人不喜欢的宗教言论，而被判渎神（impiety）。[6]前者在公元前410年被不友好的雅典人驱逐出境，他的许多著作也被付之一炬，而后者在公元前399年，被雅典人判处死刑。如果当时雅典有现代的表达自由制度，苏格拉底享有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的话，这种权利就可以用来对抗城邦“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就可能免于一死。
这些有点极端的例子反映了自由表达与城邦（后来是国家或政府）道德、宗教规范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并非只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两河流域留下的法典和其他史料里，都可以找到这种张力的记载。在这种张力之下，个体自由，特别是表达自由权利的行使，需要服从凌驾于其上的共同体的道德、宗教或其他方面的要求。统治者经常会借助这些方面的理由，强迫个体不去表达某些言论或传递某些信息。当人们蔑视此类要求或触犯这种法律的时候，往往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判处死刑，而个体尽管可以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但却无法寻求法律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以自由表达，但这种表达不受法律保护。
近代以来，随着知识、智慧和真理之类的东西不再为少数人垄断，随着正确的意见或权威不再是教会或类似的组织的专利，随着个体神圣的法律地位的确立和法治、人权、宪政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及能够限制国家权力的机制的不断完善，这种情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近代以来主，下述观点不仅获得或正在获得广泛的接纳和认同，而且变成了许多国家
宪法性文件所承载的一种基本理念。这种观点认为：个体应当具有某些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来自于统治者或政府的恩赐，而是来自于自然状态或造物主。它们有凌驾于现有政府之上的天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要求国家或政府在制定法律、政策和采取行政措施的时候，将个体权利与自由放在显要的位置。政府的创立是为了尊重和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政府不应当干预个体不违犯法律、不害及他人的行为。相反，政府还应当通过法律、政策和具体的行政行为，为人们的行为创造更大的空间，给个体创造更多的自由和内涵更加丰富的权利。在表达问题上，只要个体的表达不会对他人或社会带来即刻和明显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政府就应当让个体在法律所给定的自主的空间内，自由地表达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