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人节为范，此种节日文化能够让不少国人乐于接受，宁愿在洋人树立的情人节里卿卿我我，也不愿在国人的七夕之夜恩恩爱爱，这并非偶然。以我之浅见，西洋情人节，荡漾着浓郁的博爱理念，把准了人性里天使一面，缔造的是一种全球通文化，为人类先进文明。不仅如此，洋人能把情人节赋予历史观、时代观与发展观，从最初古罗马时期的原始爱情立意，发展到遍及世间的博爱文化。自然法则上，调情本不应只在心上恋人之间摩来擦去，也应在有情人之间抬升情趣度，让人间充满爱，让社会更和谐。此情此爱绝不应寄托于情人节，而应洒满每一天、每一刻。
但人性中也有禽兽一面，爱之秩序因此常被破坏。对利益之追逐，甚至要达至最大化，成为所谓“经济人假设”。倘若放任自流，博爱将会被逐渐蚕食。抑制人性中非向善一面，有自我规律与借助外在规律两套并行方法。自我规律，使人自觉管束个体行为；外在规律，使人在社会规范与社会舆论指导监督下控制私欲膨胀。但无论是自律还是他律，对人性中禽兽一面之抑制却不是规律之目的，而是经此在人性翘板一端让天使之性占据显著优势，使人的天然欲望在科学规则指引下合理释放，而不是让欲望如同发疯走兽一般肆无忌惮。是故，无论作为外在规律的规范还是命令、制度，都必须建立在承认人性之禽兽一面并且允许其适当释放前提之上，否则就是对人性之凄惨泯灭。而单就人之两面性之规律而言，对天使一面之激励则是定规立律者的重心要领，舍此即难以阻止兽性爆发。
宗教规范与法律规范均属于社会规范，归于对人性外在规律范畴。但从内在规律与外在规律的辩证关系上考察，二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有转化之作用力并且日夜发挥效能。易言之，令人信服之外在规律可以转化成理念、精神乃至信仰，成为内在规律自觉性之最可靠源动力。于是，宗教规律与法律规律，均可成为人之信仰客体，不同者在于宗教对人内心作用力之施加要显于法律。中国有无宗教，有无宗教信仰传统，学界且有争议，但宗教文化没有成为主流文化，却是事实；西方文化通常被称为“基督教文化”或者“基督文明”，其文化源头古希腊文明、古希伯来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皆流汇于基督，使其以信仰为本质成就西方庞大文化体系。宗教文明深刻影响法制文明，以人性恶为假设，创造出了辉煌的西方现代法治文明。而反观中国，“人之初，性本善”观念源远流长，对法制文明之缔造影响甚巨，有学者甚至用“误尽”一词作为尖锐描绘。
以法律规范之民法为例，民法理念之主体理念、平等理念、自由理念、权利理念、诚信理念、契约理念等诸理念在中国远未深入人心。人格尊严虽已被
宪法、民法等确立，但人格不完整者大有人在，被公权力强奸之情形也不胜枚举；平等原则也是
宪法与民法高举之法治旗帜，但企求一次平等机会在现实面前又是何等艰难；民法不言自由只言自愿，但
宪法对自由却没有回避，公开宣扬中国人之言论自由等诸多自由，但自由的界限遭遇现实诸多旋律符号时，又是被堵截于何等怪圈，几乎众人皆知；当百年前西方人呐喊出“为权利而斗争”、百年后中国法律制度确立了权利本位时，又有多少人的权利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多少人对权利仍旧麻木不识，明眼人自有自主判断；诚信资源本属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成分，亦被现代法律所确认，并被学者遵称为“帝王原则”，但时下建立诚信机制的呼吁与努力仍在苦苦跋涉。如此等等，单纯靠孤独的立法似乎不能合理解释和圆满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