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强制是强奸的主要特征，是认定强奸的关键，那么，是否可以说：只要性行为是在强制下发生的，就可以定为强奸呢？回答是否定的。强制行为和性行为必须在一个人身上得到统一，这时的强制行为才是构成强奸的充分条件。例如：某甲对某女实施了强制，要求某女同某乙发生性关系，而某乙并非要强制某女同自己发生性关系。就是说这时的强制行为在甲，而奸淫行为在乙，二者不是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这就不是强奸。强迫妇女卖淫罪就是这种情形；女方被包办的婚姻也有这种性质，情节严重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而不构成强奸罪。相反，如果宿娼的人同强迫妇女卖淫的人有共谋，不法丈夫本人也有意抢婚，就是说：强制性为同奸淫行为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同一，在这种情况下，宿娼者和不法丈夫都犯有强奸罪，强迫妇女卖淫的人和不法婚姻的包办人都可视为强奸的共犯。
强制应当包含强奸故意这样的主观内容，因为强制的产生，是以妇女对性交要求的不同意为前提的，强制的目的就是要克服妇女的这种“不同意”，所以它包含了强奸故意的主观内容。如果强制不包含这样的主观内容，那就不是强奸所要求的强制，就不构成强奸罪，而只能构成其他罪。
虽然有性交的目的，但不具备强奸故意的粗鲁动作也不应视为强制。例如，在有一定感情或有恋爱关系的男女之间，有时男方要求发生性关系，并伴之以一些粗鲁的动作，但如果女方拒绝他就会停止，这样的一些粗鲁动作仅仅表明男方的过于主动和心情急切，而不能视为是对妇女性以外的正常权益的侵害，因而不是强制，性关系也不构成强奸。
如果妇女的“不同意”或（“未有同意”），不是通过利诱、哄骗、纠缠等手段去克服它，也不是通过强制手段去克服它，而是投机取巧，回避了这种“不同意”（或“没有同意”）直接实施性行为的，如趁妇女酒醉熟睡，趁妇女昏迷，趁妇女意志不正常而奸淫的，在国外法学中称为准强奸。这是比较合理的。准强奸与强奸的共同处在于二者都侵害了妇女性的权利；与强奸的不同之外，在于准强奸仅仅侵害了妇女性的权利，而没有侵害性以外的其他权益；强奸则既侵害了性的权利，也侵害了性以外的其他权益。在“唯违论”的影响下，我国刑法中没有准强奸一说。但刑法学是科学，
刑法中没有规定准强奸，不等于客观上不存在准强奸，不等于刑法学不能研究准强奸。搞清准强奸与强奸的区别，对于认识强制在强奸构成中的关键性是很有帮助作用的。
作为强制的侵害必须具有直接性。所谓直接性，是指行为人通过或将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对妇女的侵害。例如，某男对某女说：“你不同意，我以后再也不帮你忙了，甚至见死不救。”这种“不帮忙”和“见死不救”就不是直接性的侵害，因而不是强制。当然，对于法定义务的不作为又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所说的“不帮忙”和“见死不救”不是指对法定义务的不作为。
作为强制的侵害还应具有非法性。就是说，强制应是非法的侵害。恋爱中，男方的“不同意就吹”的威胁，也可能对女方的生活产生影响，但是“吹”本身是合法行为，不是对妇女的不法侵害，因而不能理解为强制行为。
强制还应具有事前的精神的侵害性。所谓事前，是指性行为以前；所谓精神侵害是指受害人在心理上产生忧愁、苦闷、恐惧、惊慌、昏迷、愤怒等精神现象。无论是“已经侵害”，还是“将要侵害”都有这种事前的精神侵害作用。而“将要侵害”作为手段在未实现之前，纯粹是“精神侵害”。骗奸之所以不是强奸，就因为欺骗手段不具有这种事前的精神侵害的性质。欺骗在事前的精神作用是引起对象的兴奋、激动的心理变化，欺骗的精神侵害性是事后（发现上当之后）产生的；然而，这种事后的侵害在事前不产生对妇女的强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