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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在近现代以来不断遭到了思想家们的批判，其中最为有力者，笔者以为，当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更具科学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 以理性制定支配人们行为的普遍规则的完美法典的企图，对人类的智力以及认识事物的能力作了不切实际的高估，在认识事物方法的科学性上存在硬伤。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亦步亦趋于自身制定的规则。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只要历史在继续，认识就是无止境的；认识不可能一劳永逸。立法者固然可以作出前瞻性的思考，但不可否认人类智力及认识能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局限性。商法典的形式理性能否跟得上商事活动飞速发展的步伐，让人怀疑。
除了上述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外，历史传统也是商法典得以独立产生与存在的主要原因。下面我们再简单地考察一下商法产生的历史条件。一般认为，近现代商法肇始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诸城市的商人习惯法。中世纪是欧洲的封建社会时期，当时的欧洲本质上是农业社会。但在中世纪后期（11～17世纪），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各种交易市场日渐活跃，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中世纪欧洲各国处于神权统治之下，基督教处于万宗归流的地位，教会法排斥世俗社会的商业行为，对贸易采取严格的特许主义。商业活动虽然日渐频繁，但国家政权却不可能为他们提供法律上的支持。故商人习惯法在世俗社会顽强地发展起来。商人们组建了的自治组织“商人基尔特”，订立自治规约来调整商人间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兴起、商人法院的建立以及后来的价格革命、商业战争、宗教改革，大大促进了商法的独立发展，并向成文法、国家法过渡。各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了商法的独立。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在各国发生，封建割据势力退出历史舞台，统一民族国家形成；加之产业革命、地理大发现等因素推动，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民法获得长足发展，地位举足轻重，并实现了法典化。基于商法已经在民法之外存在的传统，各国也先后制定了独立的商法典。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民法典》里没有商法的简单原因是商法没有当成‘民法’来看待，商法已经形成它独特的法律传统。” 除了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也是推动商法典产生的强大现实力量。以法国和德国为例，法国通过1789年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法律十分混乱；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宣示新政权的合法性，拿破仑推动编纂了商法典。德国在1871年实现统一，但法律却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存在四个法域。为了结束严重的法的分裂和不安定状态，建立坚如磐石的民族国家，实现政治上的完全统一，德国制定了《德意志统一商法典》，商法统一的局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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