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泛化形式不好说是错误，但极可争辩。习惯上，推理指用某些公认的形式从某些特定的前提中引出结论的思维活动，其中得出必然性结论的是演绎推理，导出或然性结论的是非演绎推理，包括归纳、设证、类比等，它们均为逻辑的研究对象，这是居主导地位的大逻辑观。本文则持小逻辑观，认为逻辑研究推理，推理的形式仅有演绎，它表现为三段论，而只能导出或然性结论的所谓“非演绎推理”，如归纳和设证，不是推理，因为演绎的两条路径，即从规则到案件，从案件到结论均为确定的，结论具有必然性；而归纳和设证各只有一条路径是确定的：归纳从案件到结论为确定的，从结论到规则为不确定的；设证从结论到规则为不确定的，而从规则到案件为确定的，两者的结论均只具有或然性。因此，本人称归纳、设证为亚推理。
第三种泛化形式也具有可辩驳性。这里涉及推理是形式还是实质的。所谓“实质推理”或“辨证推理”，“非形式推理”的提出，源于演绎推理的结论可能不公，如司机与劫匪博斗，致车翻客伤，乘客诉赔，按运输合同，司机当全赔，但其行为是见义勇为，为保全乘客利益，如作此判，显然不公，需权衡利害，合理分配责任。这一考虑，目的正当，但并不一定要称为推理，其功用可由论证理论、修辞学和诠释学方法等担负。
8. “推”还是“比”?
建立在相同的情况相同处理这一原理之上的类比，从名称到功能，归属，被误解最多。人们常把类比叫作类推，这个称法源于将类比归入推理，并不合适。类比不是像从此到彼的演绎推理，而是彼此之间的来回比较，这种比较在两个层面展开，第一层是待决案与己决案的事实比较，目的要找出核心的相似点，如果发现待决案有己决案的核心要素，再进入第二层，决定适用于已决案的大前提能否适用于待决案。
类比也不是归纳。为了拓展比较的基础，类比必须尽可能多地比较案件，而归纳的有效性也取决于案件数量的多寡，它们的确共有一个数量基础。但类比重点要强调案件核心要素的相似性性质的数量，“类”很好地体现出这一点，至于案件的数量，最少有两个即可，当然多优于寡，以增强有效性；归纳一方面要强调案件性质的共同性，即案件中除了推论出的性质(结论)外，至少另还有一个性质是共同的，一样的。例如要从“这只乌鸦是黑的”，“那只乌鸦是黑的”中归纳出“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 除了得出的黑色性质外，至少另还有乌鸦比如都有翅膀这个性质是共同的，只有它们首先是乌鸦，才产生是否是黑的判断。另一方面它还强调案件的数量，且远不止类比所要求的两个即可，而是多多益善，多多益善之于归纳有效性的意义甚于类比。
在
刑法中，禁止类比，似无可争辩，但须指出，类比的思想无法也不应禁止，因为
刑法的公正也源于相同的情况相同处理。由于
刑法关乎人的生杀予夺，相比民法行政法，类比应有所禁止，即禁止比照类似犯罪类型得出一个未规定的犯罪类型，不能创立事实构成中不包括的新犯罪类型。但在一个己规定的犯罪类型中，并不应禁止从一个己知的具体犯罪种类，比较得出另一个未知的具体犯罪种类，因为立法者无法预知具体犯罪种类的全部形式和数量。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的判例指导制度，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同案不同判，明显体现出类比的思想。说到此，流行己久的制定法国家重演绎，判例法国家重归纳的论断，也就露出了马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