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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设计的制度，将奖惩与信息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制度的要点在于：（1）组织和划分责任群体；（2）同一群体内部负有监督和告发的义务；（3）获得违法信息、告发受到奖励，隐匿受到处罚；（4）群体中的一人违法，集体承担责任。前两点决定了民众应当关心和监督的范围，是责任承担的基础，否则，民众去关心和获得信息是漫无边界的，要求远距离居住的居民之间互相告发，显然是不可能的。后两点，则是激励手段：如果不对告发或者隐匿信息的人加以奖惩，就不会产生告发的激励；同样，如果不采用“集体性惩罚”，而仅仅是处罚知道信息的人，在事前其他人就不会有积极性去关心、收集和获得信息。
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的保甲制度，在2千年的发展中有几个重大的转折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和变化。政府对保甲制度的逐步改进，是符合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激励原理的。这也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学习的过程。
保甲制度的前提是村社居民的集中居住。一个村子的人集中居住在一起，并且常常是几个家族聚居，这种特点是中国的农村和西方农村居住模式的不同所在[27]。尽管在众多朝代中，土地制度、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但村社的集中居住、居民的流动性小、互助组织发达等特点却保留下来。乡村社会的这种居住模式，决定了信息流通的特点，导致乡土社会的对外界的封闭性、内部信息的高度流通性和共享性。这种信息的高度内部共享特性，是保甲制度成立的前提，否则，相互负责的群体内部就不可能监督。可以说，村社聚居决定了信息传递和分步的模式，进一步决定了保甲制度和连带责任的实施方式。
然而，村社并不是天然的责任范围。如果要求村民相互之间进行监督，那么必须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来划分责任群体。保甲制度的有效性要求保甲的划分不能过大，否则信息的获得、甄别和流通就会由于人数的上升而产生困难，保甲内居民之间的“搭便车”行为会导致激励的失灵。所以，各朝各代基本上都是采用十进制的。尽管“十”可能并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最优规模，但很可能是一个经验上的最优规模。在保甲制下，政府只需要观察总量指标，而无需观察个量指标（如只需知道哪个地方有叛乱，而无需知道谁在叛乱），使得信息成本大大降低。
不仅政府通过向居民施加义务，节约了信息的收集成本和监督成本，同时，为了降低指挥民众以及与民众的谈判和协调成本，选任群体内的代理人（领导）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一代理人，不同的朝代称呼不同，保甲长、亭长、甲长、保长等等，不一而足，但其职责基本上相同：一个是报告犯罪情况，一个是公共职能的最低一级组织者。他们对赋税的征收、公共建设（劳役）的动员、稽查盗贼、道德教化等均负有责任。如果完不成赋税、出现盗贼、劳役不能征满等，保甲长要承担连带责任。这就要求，保甲长必须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是为什么保甲长通常要由“大户”来担任的原因。这些特点，都是各朝各代相同的[28]。
被编为一甲内的居民，相互之间负有监督、告发、检举的义务。自汉代开始，即所谓“自关内以下，比地相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同”[29]，“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30]。如果仅仅要求负有公共职能的保甲长对其所辖居民的违法行为，负有连带责任，那么这种连带责任，仅仅是一种基于职务的“责任制”，只能起到激励保甲长去努力发现居民违法行为的作用，而其他居民则会出现隐瞒信息的情况。因此，向全体居民施加义务，集体性惩罚作为激励就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不实施集体性惩罚，仅仅向保甲长施加监视义务，换言之，如果国家仅仅是出于公共权力的需要，向保甲长索取固定比例或数额的赋税、徭役，这种“承包制”也不会起到有效的激励效果。在承包制度下，国家固然减轻了责任，但如果保甲长不能完成义务，又不实施集体性惩罚，这种激励可能会产生两种后果：（1）保甲长成为土豪劣绅，瞒上欺下；（2）保甲长的管理破产，进而导致流民。明朝的粮长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1]。
仅仅强调集体性惩罚是不够的，它也不能过重，否则反而会导致集体隐瞒信息，或者主动性地加入反叛团队。历代的暴动中，除了流民之外，往往会出现整个地区性参与的大规模叛乱，这和集体性惩罚的严厉程度是相关的。在集体性激励不当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陈胜吴广起义[32]，这可以看作是过度激励带来的结果。
采用集体性激励的保甲制度进一步决定了其他方面的政策实施。这主要是因为保甲制度也依赖于其他制度的配合，包括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和经济政策。如果不能对居民通过户口制度加以控制，那么连带责任是难以实施的。中国古代的户口制度，最早起源于三代，村社制度、管仲所推行的什伍制度和商鞅变法，可以看作是户口制度的开始，汉朝称为“编户齐民”[33]。户口制度，既是中国秦朝统一之后，能够实行郡县制的基础，又是保甲制度的前提条件。保甲制度要求成员身份的固定性，和村社制度相结合，必然会产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要求，这是理解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线索。这决定了近2千年的重农政策始终占有主导性地位，并且历朝历代都在压制土地兼并。如果不将农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仅凭借着有限的军队和官员，对居民的有效控制，不是连带责任单独能够完成的。正如“用庙来约束和尚”的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产转换为股权成为一种对信誉的抵押一样，土地制度和压制商业相结合，也是保甲制度实施的条件。孔飞力指出，晚期帝国存在着两种模式：同心圆模式的正统模式（即以自身为中心的伦理圈）和“流动商贩”的异端模式[34]。流动性大的人口之所以被视为异端，正在于其超出了政府的正统治理模式。这2千年期间，无论皇朝如何变化，重农主义政策始终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商业始终受到歧视，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都是如此，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金玉财帛，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思想，而是和皇朝的治理方式紧密相关的，商业性的流动人口会造成政府控制力的下降，这是治理方式所带来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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