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两者交际话轮问答结构呈单向性（unidirectional），即法官控制发问权，而被告人只有回答的义务；而且，在对被告人交流中，法官通过对问话及至对问话类型的控制来“操纵”被告人的答复（见例(5)、(6)），这种“操纵度较高的是/否问题、陈述问句等”(Walker 1987)的大量应用，反映了会话中审—被合作交流的不对称性与监控性。
　　此外，在会话开展进行中，法官除控制问话权以外，还决定庭审这一言语事件的过程，决定谁在何时说话，说话何时结束等。这些言语上的制控实现了法官在庭审中至高无上的裁决权与控制权（Walker，1987）。最后，三个审判员共同完成对被告人的庭审，这种人数上的不对称也使两者交际呈不平衡性。
　　4．结论
　　法一被合作交流研究表明，法庭语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合作交际的“理想”模式，” 庭审中法—被双方有合作行为与合作原则，被告人在遵守合作原则的前提下，可对某一次准则有所选择，但对准则的故意违背不产生会话含义。庭审的特殊语境使法—被合作交际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与不平衡性。正因如此，法—被合作交流才能“理想地”进行下去。同时，我们也可思考这一问题，即对抗性很强的交际，比如，辩论乃至争吵，也体现一定的合作原则及合作行为吗？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总之，可以看出，法庭言语研究可以对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现象提供一定的辅证，丰富与补充语用学语料库，值得我们对此进一步探讨。
　　
【注释】（1）本文是南京理工大学科研发展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法庭言语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2）法庭庭审中有几个重要角色，法官、被告人、公诉人、辩护律师、证人等，在此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只引述了刑事庭法官—被告人交际（简称为法—被交际）的例子，至于辩控双方律师之间的交际，乃至公诉人与证人之间的交际，我们会另文再叙。
（3）王得杏（1998），指出，“遵守合作原则的谈话在人们的日常语言生活中确实是普遍现象。但不难发现“不合作的谈话”在人们的日常语言生活中也是客观存在的，并非一切类型的谈话都遵守合作原则。例如，审讯中审问者和被审问者都不大可能认为对方是遵守合作原则（如质准则和方式准则，尤其是量准则的。……”(p80)。作者以为，庭审也是一种讯问，这里有一定合作交际，就此与王教授商榷。
（4）1997年作者在完成硕士论文时曾实地取材。为更新语料，2003年4月本文作者又进行了取材。研究发现，两次取材所反映的言语交际没有变化。本文所取材料，为最新材料。材料中“被”代表被告人，“法”代表法官，“法—被交际”代表法官—被告人交际。
（5）何兆熊（2000：257-258）将这种“听话人知道说话人违背某一原则而不产生会话含义”称为搁置原则。但这并不是说，法庭言语中，所有违反合作次原则的都不产生会话含义。在公诉人与辩护律师之间的言语交际中，却有可能有会话含义。对此，廖美珍（音译2002）有进一步研究，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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