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证据概念。按照我国传统的证据概念，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这句话的实质是：不客观者非证据。这样的表述看起来对的不能再对。但是，经过分析，我们可以看清楚其实质。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似乎无懈可击。但是，人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认识程度是有限的，往往很难达到“客观真实”。比如佘祥林案件中，证明人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村民倪新海、聂孝仁和肖桃仁，都证明确实见过一个非常可能是张在玉的妇女。但是，他们都不认识张在玉，而张在玉又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的确实身份与真实姓名，不能确定达到“客观真实”。这下好了，不客观者非证据。这些本来可以使佘祥林案件可以形成合理怀疑的证据，都不能作为证据了。这样，诉讼中一般就会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辩护方的证据往往不能作为证据，不能作为证据就说明“不客观”，“不客观”就是“作伪证”，“作伪证”就要治罪，辩方证人就更不敢作证，证据就更少，更难达到“客观真实“，就更“不客观”。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实际上，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只要有可采性的证据，都是证据。诉讼就是证据的对抗，是控方证据系统与辩方证据系统的对抗。由于辩方的不利地位与弱小的收集证据的能力，辩方的证据往往质差量少，很难证明为“客观真实”。
　　可以看出，所谓“客观真实”的证据概念，看似信誓旦旦地消除冤假错案，保护被告人的利益；实际上，对被告人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思想根源。
　　
　　2证明模式。按照我国立法上的证据概念，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同时，又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实际上没有可操作性，已经有大量文章论述，这里不再述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是操作规定。它是“客观真实”证据理论的证明模式，即印证证明模式。应当说，在辩护制度不能有效保护被告人的情况下，印证证明模式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遗憾的是，由于“客观真实”证据理论的错误导向，印证证明模式走进了严重的误区。我国立法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本身没有大的问题。它的本意是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不是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辩护的依据。但是，由于表述有一定的模糊性，根本还是由于“客观真实”证据理论的错误导向，“不客观者非证据”，导致不能形成印证证明的辩护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从而导致印证证明模式对辩护方极为不利。将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自由心证的证明模式。当然，它需要严格的程序保障，观念支撑，社会结构作为基础，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成的。当前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改革与重构印证证明模式。前提是纠正“客观真实”证据理论的错误导向。定罪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即印证证明。而辩护证据不必经过“查证属实”，不需要印证证明，只要有一定的盖然性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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