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合同法上，为了使合同自由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就需要对合同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这种限制根据限制方式的不同，有程序性的和实体性的两种。
其中程序性的限制是借助于程序性规范来实现的。它主要不是体现在
合同法上，而是体现在与合同纠纷处理相关的
民事诉讼法上。如果说
合同法是
合同法内在信仰的实体实现，那么
民事诉讼法就应是
合同法内在信仰的程序实现。在这一点上，实体法与程序法是相通的。在
民事诉讼法上，有关诉讼程序的规定，大多属于对于当事人自由的程序性限制（当然，其中更多的是对于法官自由意志的程序性限制）。这种程序性限制，是一种经由程序的展开和进行，自发产生的限制，是程序所具有的“作茧自缚”效应的必然反映。但不应忽视的是，
合同法上也有程序性限制的规定，如第
五十四条要求，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变更或撤销条件时，应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主张变更权或撤销权的行使；第
七十三、
七十四条规定，合同债权人的代位权或者撤销权也应向法院主张。限制合同自由的程序性规定，虽然并不对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作出实际的调整，但却确立了合同当事人在特定情形下的行为规则。当事人不依据程序性限制为一定的行为，即不能发生预期的法律效果。在这种意义上，对于自由的程序性限制，既是行为规范，又是裁判规范。
借助实体性规范实现的实体性限制，是特定社会政策考量的产物。根据限制对象的不同，实体性限制规范包括双向限制性规范和单向限制性规范。前者是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由都进行了限制，后者则仅限制了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自由。双向限制性规范体现了国家藉由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