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我们往往对政治有一种两极化的理解，或者把政治理解为极度肮脏的，或者把它理解为伟大的，神圣的，纯洁的，政治其实不是那么极度肮脏，也不是那么特别纯洁，政治一定是有派系斗争、相互冲突、交易、妥协，政治不可能是完全的黑白分明，如果这个社会是非敌即友，那是不可理喻的。我觉得民主社会就是让有雄心的人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合乎程序的机会实现其雄心，在实现过程中，由于有合理的制度保障，因此不致于使人们的雄心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因此在权力的设计中应有一种平衡，而有雄心的人为了实现雄心，一定会想方设法地讨选民的欢心，因此，所谓的贿选究竟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贿”，是一个问题。现代民主社会中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非常庸俗化地讨选民的喜欢，如某些民意调查的标准就非常地庸俗化，如相貌、受女士欢迎度等，这些标准算不算一种贿赂呢，因为相貌好，受女士欢迎实际上也是满足了部分选民的心理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中往往以纯粹的善恶之分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可能反而对政治有害。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一位教授在总结中国现代宪政梦破灭的历史教训时说，近代以来，中国从事政治的人不会妥协，不愿意妥协，敌我之间，只有冲突，没有妥协，这样就没办法使政治能够保持一种理性、有活力、合乎程序同时又有人情味。
　　４、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学法律的人进入政坛。在他们看来，让更多的法律人进入政界似乎也是法治得以改善的一种标识。您如何看待中国法律教育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贺卫方：无论是在英美国家，还是欧洲大陆，他们的法律教育大多培养了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人――法官、检察官、律师，当然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了其他领域的人才。在英美国家给人的感觉更为明显，他们的律师对政治生态的影响非常大，当然这与他们的传统有关，象美国绝大多数的革命领导者都是法律人，律师出身，所以整个国家制度的主导者逐渐形成了以律师为主导的政治家群体，担任总统的有一半以上是律师出身，我想可以找到许多理由来论证为什么由学法律的人去治理国家是一件比较好的事，值得欢迎的趋势。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几乎都是学工科出身，这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在5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许优秀多人才是学工科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文科本身招生量非常少，象法律基本上都停止招生，所以那个时代学文包括学法律的人肯定是一群边缘化的人，法律教育的真正兴旺是在８０年代，７０年代末逐渐开始恢复，事实上法律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现在也开始在各行各业越来越活跃，包括在政坛中，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悲观的趋势，只不过要假以时日。法律人也要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耶鲁法学院的院长写过一本书叫＜失落的法学家＞，说美国现在的法律人越来越不象立国之初那样，既是律师，又是政治家，是律师与政治家的合一，而现在所处的时代，美国的律师越来越失掉政治关怀，只管赚钱，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生态加以改造、改善，使人们能够生活在更好的社会秩序中的理想越来越失落，我们中国还没有经历过历史上那样一个黄金时代。我希望中国的法律人在社会的转型中能够越来越良好地表现，法学院的教育也能够按照这样的目标来调整，在加强专业知识传统的同时也强调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我想法律教育的许多内在制度还有许多需要改革的地方，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法律教育改革，最近也打算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叫＜中国法律教育的改革＞。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