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于生活的规范性的基点，落脚于：
a、维护合意；
b、惩罚社会性强制和暴力；
c、对极弱者保护。
这种法律规范性基点的设置，增加了社会行为的合意成分，形成了对自由交易的制度性许可，使人成为了支配自身的自由意志主体。这种设置法律规范性基点的思路，对于法律制度建设，尤其是自由交易社会法律制度的建设，不无启迪。不仅政府对性活动的行政管制，需要进行调整， 国家法制对公民经济交易的行为，同样需要反思规范性的基点。 法律规范的合意基点，是法律规则体系确保合意品质的条件，它不是对法律规范性的否定，而是规范性的出发点，是基本规范，是具体规范的还原点。没有一个恰当的法律规范性的基点，法律规则将可能偏离法律维护合意行为的品质要求。那些干预合意性的社会规则，必然会演化为暴力主义法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是对法律规范性基点意义何其智慧的描述。
三、 中国法规范中对性权利的政府管制
性权利即性主体主观自由的维护，是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的重要法律事务。鉴于性权利的人身权利属性，性侵犯和性风化的法律问题，不是行政性权力干涉的对象，而是司法性权力干涉的对象。
中国的公安机关除履行刑事司法职能惩治犯罪活动以外，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行使治安管理权力。根据“权力法定”原则，警察干涉性权利的权力，即干涉公民人身自由，法理上应当是司法性权力，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应在“法律”这一层面的规范中去寻找。事实上，警察对于性犯罪、营利性性交媾以外的公民的一般性权利管制，缺乏干预的“法律”依据。
但是，中国的低位阶立法中，如不少地方性法规中，设定了有关制裁“淫亵色情”的规范。一些省级立法机关，还对“淫亵色情”作出了解释和界定。如营利性“搂抱、抚摸异性身体、观看裸体”等性的社会交往活动，被界定为“淫亵色情活动”。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是一种行政性立法，并不是规范司法权的立法。由行政性立法设定行政性权力干涉人身自由权利，法理上并不适当。同时，根据《
立法法》第
八条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行政性立法禁止“淫亵色情”，导用警察司法权力运用程序，不符合《
立法法》对立法权限规定 ；据《
立法法》第
八条规定推论“法律”以下层级立法不得作出“自由罚”，行政性立法中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和自由罚，是不合国家立法精神的。早期颁行的地方立法就应当依据《
立法法》修改。值得警惕的是，行政立法建立规则，“导入司法权的惩罚程序”，是违宪审查制度不彰、公权泛滥的一个重要的“非法治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