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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些问题∶科举累人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为什么看似不可解的“命运”的偶然性会越来越起作用呢？在这后面是否还有一种可以合理解释的因素呢？我们就会发现，“累人”可能又还是由于“人累”，8 正是人们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鱼龙混杂地奔赴考场，就不能不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犹如投筹一般的“命运”。
朱子有一段话说∶“非是科举累人，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为文以应之，得失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也？”9
朱子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个人对待科举的态度，即如果“得失置之度外”，则不会为其所累，而如果患得患失，就会为其所累，即累的是“人心”，然而，我们想，“人累科举”还可以引申来进一步说明科举之所以累人的客观原因，10 我们可以先看几位西方学者对晚清，也就是说对科举最累人时期的观察。
苏珊·琼斯（S. Jones）与菲利普·库恩（P. Kuhn）认为∶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看来中国那时已在经历着与现时代不发达社会相联系的那些典型症状∶文化人生产过剩。因为，容纳他们、并给他们以报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力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是教育制度是专门用来培养公职人员的；二是价值体系往往阻止有文化的人才从事其他事业；三是行政机构阻止它自身扩展或重新组成新形式，以适应周围正在变动的社会。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相应增长。虽然在某些地区进士的分配名额有所增加，但比起整个十八世纪增长的人口数来说，进士及其以下功名的总数实际上是显著下降了。乾隆时代的进士名额在绝对数字上已有所减少，生员名额不变，甚至从前不受数量限制的童生，在十八世纪末也受到了限制。出售功名和官阶使适合做官条件的人数增加，因而实际上加剧了对有限官职数量的压力，而教育的发展甚至使科举竞争更为激烈，人们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增加，也越来越规范化。地方书院网建立以后，学生可以离开本乡本土求学，这无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养了希求上进发迹的愿望。在中国新开发的地区，升迁的机会是增加了，但就总的趋势来说，特别是在富饶而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上升的机遇是每况愈下的。11
摩尔（Ｂ·Moore）也认为∶早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开始之前，中国政治已经解决了土地贵族骚乱的难题，在这方面，著名的科举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皇帝正是依靠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僚，联合官僚一齐与贵族进行斗争。另外可以肯定，儒生和官员这两群人是互相重叠的，但还不能说是完全同一的，至少有一批富有的地主没有丝毫的文化知识，而一批有一定学识的人却无地产。在研究中国时，我们需知晓地产、知识所有者和政治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这一切是通过家族、或更确切地说是父系血统的途径联系起来的。在理论上，官僚阶层对一切人开放，哪怕是地位卑贱的农民。只要智慧超群而又雄心勃勃，都能做官。但由于缺少普遍的大众教育体制，学生进行长期艰苦的学习就必须要以家族的富裕为后盾。有时，有钱人家的孩子并不聪明，这反倒为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提供了从事学术事业的前景。因此，政权和财富通过血缘家族联系起来，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面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官僚构成，而不是土地本身，提供了最大的物质奖励。因为没有长子继承权的规定，富裕的家族不消几代，就能把财富平分得一干二净，以致变成赤贫。防止家道中衰的主要办法是把有知识有才干的子弟送到官僚机构中，在地主阶级看来，只要家族中的某些成员或聪明的年轻人能取得一定的学位，儒家教义和科举制度就可以使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及脱离体力劳动的行为合法化。然而，科举制度有使官僚过剩的趋势，尤其是在王朝末期，在官僚体制的底层，存在大批的候补官员，他们应划为掌权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间的过渡集团。这批人是否应被当作一般的贵族，这一问题在专业研究者中颇有歧见，他们处于特权阶梯最底层的窘境，使人联想起十九世纪日本的低级武士。12
从理论上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多越好，面越广越好，如此从国家的角度，才越有可能选拔到最好、最优秀的人才；而从社会的角度也是与试者越多，机会越广大，才越有可能使“野无遗贤”，使个人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但是，一个国家、尤其一个象中国那样古典形态的“国家”所需的官员又非常之少，13 这样，在门里与门外，入口与出口之间就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选举制度就要承受越来越多的报考者的压力。印刷术的发达，文化教育的扩展不断使甚至穷乡僻壤的子弟也有了报考的可能，而另一方面，生存的压力，官府特权的压迫又不断迫使普通平民试图通过求富贵来“保身家”，14 尤其在一个朝代晚期人口压力加重，生计日蹙，“四民皆溢”的情况下，应科举就成为不仅是一条出人头地之路，而且是一条逃离冻馁死亡的生路了。何况，获得功名之后的美妙前程，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所以，不仅确有文学与政治才华的人，会想走这条路，各种素质，各种才能的人也都会挤上这条路，包括一些具有冒险气质，投机心理乃至痞子性格的人，舞弊现象就可能越来越严重，而使整个士人队伍都降低人格，接受不仅非士子，甚至非人的待遇（如搜身、臭号等）。考试内容的越来越程式化，以及它不能不带有的如掣签般的各种偶然性，使各种品行颇卑，才能颇低者，尤其是一些除八股外不再知其他的学究也能够得中，若干年后，这些人可能又再充考官，文风、士风就渐渐产生某些变异而日趋于下。
所以，选举不仅为人口数量所累，遭受巨大的总人口增加的绝对压力和报考人数比重增加的相对压力；选举还为人的素质所累，它本来是一种选拔少数人的精英性质的活动，却不可避免地要越来越“世俗化”，虽然常有英才出于其间，但中才、乃至庸才在考生和考官之间的反复循环，却越来越有可能使大量平庸之人、迂腐之人、苟且之人、投机之人获隽，因为他们实在是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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