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黄老学派认为，秦代速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法令烦苛，刑罚暴虐，妄诛轻杀，“苦民伤众”。这和从前“圣君贤臣”立法设刑在于“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以“救暴乱”（45）的宗旨，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必须加以改变。他们强调指出：“为治之本，务在安民”（46）。决不能扰民、伤民和害民。但是要安民，除了使民“足用”、勿夺农时以及“省事”、“节欲”（47）等等之外，还必须依靠法律来“禁暴止邪”，以保护善良。不过必须做到一条，就是法令必须简易，刑罚必须宽平。《淮南子·齐俗训》：“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泰族训》：“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这都是说的要约法省禁，不可像秦代那样“置天下于法令刑罚”（48）之中。在他们看来，如果法律烦杂，刑罚纵横，密纲深文，使人随时可能遭受诛戮，那么，结果必将为害无穷。因为“事逾繁而天下逾乱，法逾 而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49）。也就是《淮南子·主术训》说的：“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所谓“刑罚积则民怨背”（50）；秦代律令多如秋天的茶草，法网密似凝聚的油脂（51），一切的一切“皆有法式”，结果酿成国破人亡的悲剧，就是有力的证明。所以，他们认为，善于治国的人要像从前的“圣君贤臣”那样：“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52），使社会安定，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井然有序。而要达此目的，并不依赖于坚甲利兵和深刑刻法，相反地却要做到约法省禁，蠲削烦苛；一切求其“合于人情而后为之”（53）。在他们看来，任务简单便容易完成，事务省约便容易治理，要求不多才容易使人安静；法令简约，通俗易知，才便于官吏和人民遵守，做到先教后刑。归结到一点，就是“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54），也就是返于自然的道理。
　　
　　（四）要求“刑不厌轻”，“罚不患薄”
　　在刑罚的具体运用方面，汉初黄老所持的观点和先秦法家的重刑学说、尤其是发展到极端的秦代重刑学说，是迥然不同的。他们反对李斯主张的“深督轻罪”和所谓轻罪重判可以使“民不敢犯”（55）的理论。他们认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56）。重刑理论非但没有帮助秦代统治者治理好国家，而且徒然造成了“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积于市”，天下悉怨，群起反叛的结果。这是就现实的教训而言。再从历史的经验来说，“圣人”之治，都是重在宽平，即所谓“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满，布赏者不患厚”（57）。凡能这样做的，便可以获得民心，“不言而信，不怒而威”（58）。所以统治者执行诛赏，务必十分慎重：要做到“与其杀不辜”，“宁失于有罪”；凡对罪行有一点疑问，就一定不随便诛杀，凡对功劳有一点疑问，就一定不给予赏赐。这样才能切实消除“无罪见诛，有功无赏”的现象（59）。文帝“论议务在宽厚”（60），景帝要求“治狱者务先宽”（61），并且先后命令废除肉刑、减轻笞刑等，大抵都是植基于这种理论之上的。与此相联系，汉初黄老还进一步发挥了罪刑相适应的理论。文帝在命令废除“收律”和“相坐法”时指出：“法正则民愨，罪当则民从”，犯罪的人既已论处，还把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及其他没有犯罪的人牵连进去受罪，这是法不正，罪不当，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62）。晁错也强调要做到“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只有这样，才可以称为“平正”（63）。这都明确体现了当时在黄老之学指导下的刑罚思想。它立足于道家的“无为”，却和儒家的“仁政”观点有很多相通之处。

第 [1] [2] [3] [4] [5] [6] [7] 页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