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立法的内容不同，可以把危时法分成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两大部分。所谓创制性立法，也叫创造性立法，是指创造新的，以前没有的权利、义务、救济和责任的立法。而执行性立法则是为实现创造性立法而进行的立法，也可以称之为实施性立法。由于危时法的特殊性，也就是，这种立法一定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等，加以限制，甚至剥夺，事关重大，因此这种立法需要非常慎重。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危时法的立法权，如果是创造性立法权，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来行使，其他任何立法机关均不得行使。只有这样的权力分配才能保证正确应对紧急状态，并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控制在最低程度。其他立法机关也可以对紧急状态进行立法，但是这种立法权只能是执行性立法权，实施性立法权。我国现行的《
立法法》比较明确的规定了立法权的配置体系。该法第八条列举了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其中第五款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令人遗憾的是，该法没有明确列举紧急状态事项立法权的归属。但是第八条第十款是一项概括性法律条款：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从理论上讲，把紧急状态事项纳入到第十款，作为其他事项之一，也未尝不可。也就是说，对于创造性危时法，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专有立法权。在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还找不到一部全面、系统的专门关于危时法的立法。至于《
戒严法》，由于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仅限于社会治安事项，因此，不能把它和《紧急状态法》划等号。有必要考虑制定一部调整领域广泛的、系统而全面紧急状态法。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可以行使广泛立法权。但对于紧急状态也只能行使执行性的立法权。否则，就是越权行为。当然，如果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则是例外。国务院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制定紧急状态法则实施细则，采取应对危机状态的具体措施，有效贯彻国家的《紧急状态法》。《
立法法》第
五十六条 国务院根据
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二）
宪法第
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