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立诈害行为。至于其不知是否出于过失，则在所不问。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我国债权人
撤销权制度采取观念主义还是意思主义，但是按照我国多数学者的意见，应以观念主义为妥。
债务人在从事低价转让行为时，明知转让的价格属于明显的不合理价格，且客观上有害债权，
就可以认定债务人主观上具有损害债权的恶意。债务人明知会损害债权人的权利，以知有害于
一般债权人的权利为已足，无需知有损害于行使撤销权人的权利。
２、受让人的恶意。受让人的恶意，是指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所为的行为有害于债
权。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受让人的恶意采取观念主义，即不以受让人具有诈害债权
的意思为条件。至于受让人是否知道债务人的恶意，亦在所不问。但是，关于受让人恶意的内
容，我国学者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４］：一种观点认为，受让人只需要知道债务人是以明显
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便构成恶意；另一种观点认为，受让人不仅要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
低价转让，而且要知道此种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才构成恶意。从
合同法第
74条的规定来看
，应以第二种观点为是。但是，要求债权人证明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
价转让的行为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害，对于债权人而言，则未免过苛。因此，只要债权人举
证证明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是以明显的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即可推定受让人亦知债务人
的该转让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３、转得人的恶意。一般认为，转得人的恶意，是指由受让人直接或间接取得债务人行为
标的物的转得人，于转得时知悉债务人与受让人间之行为，为有害债权的行为，而不以知悉债
务人及受让人的恶意为必要。关于债权人得否针对转得人行使撤销权，我国学者存有不同的认
识。一种观点认为“须分别情形论之，受益人为善意时，纵转得人为恶意，亦不得撤销之。受
益人为恶意，于受益后，无偿让与转得人时，不问转得人是否恶意，均得撤销之。若为有偿，
则以转得人亦系恶意者为限，始得撤销。”［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受益人与转得人间，或
转得人与相继转得人间的行为，不在撤销之列，仅转得人或相继转得人于转得时，仅转得人或
相继转得人于转得时，如知债务人所为之有偿行为或无偿行为有撤销原因者，债权人始得声请
法院命其回复原状。”［６］但是，假如我们依照我国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的观点，则上述两
种观点实质上为同一种观点，他认为，“所谓对于转得人亦得行使撤销权，即谓债权人对于恶
意转得人之关系，得撤销债务人之有害行为，而请求债务人财产之返还，并非撤销转得人与受
益人间之行为。”［７］关于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是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８］虽然我
国合同法第74条对此并未做出规定，但是通说认为撤销权是一种形成权［９］，自以采绝对说
，在理论上始为一贯。［１０］并且，如果允许债权人对转得人行使撤销权，作为一种债权的
权能的撤销权事实上将会发生一种物权的效力，［１１］从而使得债权与物权的界限发生混淆
，并可能会严重损害交易安全。因此，我们认为撤销权的行使，对于转得人的效力，为撤销效
力的对抗问题。法律为保护转得人，以转得人为恶意时始得以撤销效力对抗之，如为善意，则
撤销效力不及于转得人。由于我国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撤销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我
国有学者认为转得人仅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仅
要求转得人于占有动产时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而且尚须符合其他要件，于转得人较为苛刻，
转得人不具备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就必须返还财产与债务人。本文认为，撤销权行使之后
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效果得否对抗善意第三人，不应取决于法律又无明文规定，而应综合无效
法律行为当事人造成的权利外观、权利外观是否具有公信力及善意第三人主观信赖程度来加以
判断。因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进而保护交易安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力应不得
对抗善意第三人，即转得人仅须具备善意要件，而无须具备善意取得制度的全部要件。
在本案中，存有如下几个法律关系：（1）Ｊ等15人与Ｈ间的债权债务关系；（2）Ｈ（Ｗ
）与Ｗ1、Ｗ2间的赠与关系；（3）Ｗ（Ｈ）、Ｗ1、Ｗ2与第三人Ｌ间低价转让财产的买卖关
系。债务人Ｈ在执行程序中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即其已经陷入无有资力的境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