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教授：这也就是说，从沉默权的国际化保护来看，
宪法是承接沉默权国际保护与国内保护的联结点？
房先生：是的，何教授。另外，从
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来看，沉默权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意，这是我们在认定“沉默权首先是一项
宪法权利”时所依赖的实质性根据。
何教授：对此，你能不能具体展开一下？
房先生：好的，何教授。正如刘根菊教授说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在西方国家实行的是以人为本，权利本位原则，十分注重保护个人的人身权利和言论自由等，因而有的国家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作为一个内容在
宪法中予以规定，自在必然”；而言论自由，作为一项重要的
宪法权利，是指公民所享有的“以语言、文字、音像、电子、艺术或其他形式表达意见、寻求信息、接受观念、传播思想的自由”，它是公民政治自由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其他自由都是言论自由的具体化和扩大化；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言论自由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言论自由是“公民在公共场所发表意见或讨论问题的权利”，而广义的言论自由则“包括出版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等”，我认为，这种对言论自由的传统界定，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又是远远不够的。
何教授：那为什么呢？
房先生：因为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意见自由”或“表达自由”，被称为人类的“第一权利”，它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如陈独秀所说的，“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政府一方面要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在历史上看，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何教授：具体有哪三个阶段？
房先生：一是“宗教自由”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是人们反对宗教教义的自由；二是“政治自由”阶段，也就是说，在这此阶段，言论自由被视为同人身、财产自由一样不可剥夺；三是言论自由的“多极化”发展阶段，也就是言论自由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从立法领域向司法领域、从国内领域向国际领域发展的阶段，而沉默权正是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体现。所以，言论自由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我们不能再固守旧有的论述，而应对言论自由作全面、辨证的认识。
何教授：那言论自由与沉默权又有什么关系呢？
房先生：何教授，通过前边的论述，我认为，现代的言论自由应包括以下几层内涵：（1）公民说与不说的自由；（2）说这个与说那个的自由；（3）这样说与那样说的自由。其中，第一层内涵“说与不说”的自由是第二层与第三层涵义的基础，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而“说与不说”的自由，以前没能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我理解，这项“自由”体现到刑事诉讼中，就应是当事人享有陈述与不陈述的自由；而陈述与不陈述的自由，说白了就是供述与沉默的自由，也就是沉默权。就像易延友先生所说的，沉默权作为一项“消极”的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被告人在陈述与沉默之间有权进行完全无约束的选择；法律不应强迫被告人进行陈述；强迫陈述所得的证据应认定为非法。
何教授：小房，你上述的分析倒挺独到，从
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入手，推导出沉默权是它的应有之义。
房先生：何教授，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殷啸虎教授在他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质疑》一文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应当说，沉默权是言论自由的固有内涵，而言论自由作为人类的“第一代人权”，就像李忠先生所说的，它“一端与形成和坚持关于任何主题的信念及观点的权利、传播和交流思想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听取别人观点的权利、获得和接触情报的权利等公民权利相连；另一端与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政治权利相连，从而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统一为和谐的整体”。
何教授：小房，这样看来，沉默权是言论自由的固有内涵，而言论自由又是一项典型的
宪法权利，所以，沉默权也可以称为是一项“
宪法权利”了。
房先生：是的，何教授，这也是我们评判沉默权首先是一项“
宪法权利”的基点。
何教授：那你说沉默权首先是一项“
宪法权利”，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由？
房先生：有的，比如，从
宪法与
刑事诉讼法的密切关系看，也可以论证这一点。
何教授：为什么？
房先生：
宪法与
刑事诉讼法都属于公法，二者的目标都在于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均衡，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权益，按照左卫民先生的观点，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较之于其他部门法与
宪法的关系而言，显得更为密切，这主要是由于：（1）
宪法的重要使命旨在规范国家权力的运用，而刑事诉讼正是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方式，当然得纳入
宪法；（2）
宪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大宪章，对严重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是生命财产的生杀予夺的刑事诉讼活动自然予以极大关心，所以各国的
宪法都比较重视
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广泛和深入的规定。
何教授：那沉默权与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房先生：何教授，比较一下世界主要国家的成文
宪法，我们就可以发现，各国宪法中对于刑事诉讼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赋予司法机关广泛的职权，保障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二是确认公民享有的权利，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行使（这以美国为代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应当是
宪法与
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对子”，而沉默权在这一“对子”的平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何教授：具体怎么讲？
房先生：这是因为，
宪法与
刑事诉讼法都源于私人冲突，它们实质上都是一种“公力救济”的手段，或者说都是以“‘公正’一词所蕴涵的逻辑力量去代替武力的逻辑”，这也体现了法律的文明所在。而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中既有实体目标的设定又有程序技术的设置，它“承认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差异，将权力作两维划分，既维护作为整体利益的国家权力，也保护作为集合体的个体利益，使社会价值趋于多元化”。所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乃是
宪法的两大基本范畴，也是宪法学的一项基本课题，而
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一个分支，它本质上属于程序法，其主要职能与功效在于“规范和限制国家公共权力的运用”，而沉默权作为被追诉者的一项基本人权，它有助于增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强大的国家侦查、司法机关相抗衡的力度，防止国家权力所可能发生的滥用或异化，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实现真正的控辩平等、控辩均衡，建立科学的现代刑事诉讼构造，以有利于刑事诉讼纠纷的顺利解决。所以，就
宪法与
刑事诉讼法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它们具有共同的关注焦点与人文关怀，而沉默权的实施，有助于这种共同旨趣与目标的实现。
何教授：小房，这样看来，在沉默权的渊源上，许多国家都在
宪法中对沉默权予以明确规定；在沉默权的国际化保护上，
宪法是承接沉默权国际保护与国内保护的联结点；而
宪法中“言论自由”，乃是沉默权的实质依据；最后，从
宪法与
刑事诉讼法的密切联系看，二者的目标都在于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均衡，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权益。所以，从整体上看，“沉默权首先应是一项
宪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