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包括14岁以下幼女的性权，界定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性游戏权利”，即使权利有限，是应当重视的。这不应因为将他们界定为“相对弱势群体”，而模糊从事性游戏的“自然权利”，甚至怀疑该种合理、适度的自然权利的必要。由于合意法学认为，法律权利设定，需要进行充分的信息整合，未成年人的性权利的边界，适宜以社会性讨论方式厘定，因此笔者此处无意在此花费“诗内的功夫”，而想议谈一个“诗外”的问题，即成年人的性权利对幼女性权利的影响。
　　　　　 四、混乱的性权利
　　苏力担心的几类可能带来幼女性伤害的经济、公共权力优势者性侵犯情形，是可能发生的。说它是可能发生的，是因为云南省已经发生过大款金钱性诱女中学生的实际案例。但是，笔者认为，透过这样的事例，反映出的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全社会性权利混乱问题；也正是因为此问题，带来幼女最大的性伤害。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地下性产业的高度发达，在这一产业自生发育过程中，性交易者性权利的过度低弱或扩张。
　　笔者无力列表对北京、上海、广州、海南等全国诸“地方法域”，性产业从业人员、交易规模、国家处罚人数，进行统计。有人曾作过一些粗略的统计，从业人员是以万计量的。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这样的从业规模，在话语资源上，实现了对“小姐”、“妈咪”词源的独占。研究话语技术的人们懂得，社会中要实现对某种话语资源的占领，必须具有充分的群体规模。比如，13亿人口，方能占领“人民群众”、数千万人，方能占领“下岗人员”。反过来看“法律人”，因为规模不充分，因此该词源处于非共同认可的状态。
　　从庞大的性产业从业人员，观察性产业交易的目标客户群落，这就可以窥见巨大的地下性产业市场。这个市场，是域外性产业望尘莫及的大市场。随着富裕社会的积极构建，这个产业的规模将膨大化。这是一种粗放的“法律经济分析”。这种分析率先是“价值中立的”。在事实的层面，暂时搁置道德评价。
　　幼女，父母的宝贝、祖国的花朵，与这个市场无关的普通强奸以及青少年之间的性游戏，都不是苏力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大家关心的问题可能是，幼女主动或被动参与性市场交易行为。苏力文章中也屡屡提到小女孩，因为金钱的缘故，进行性活动问题。这就是市场参与问题。
　　1、性产业
　　从国家法的层面看，性产业（去除性产品、性医疗保健产业），是非法的。作为“保守性角色”的法律人，对国家法律的既有制度设定本身，也无意过多非议。关键是，国家的“活法”体系，在极多的情形下，认可着性产业的“合法性”。举一个例：某地方负责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关心“经济增长点”。据传主要工作是：白天看工厂冒烟没有；晚上看红灯亮了没有。这不是开玩笑。只要不是掩耳盗铃，我们法律人一定会发现在“活法”层面，即走下书本的法律，已经在许多地方、许多情形下，事实上认可性产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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