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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不平等和南方环境
长期以来，国际发展政策一直是南北国家争论的起因，即使在1945-1973年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这期间，凯恩斯主义的原则指导下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根据比较优势，但在规则、关税和控制的框架内发展了国际贸易。在五六十年代期间，所有国家——即使最穷国家的登记经济增长率都足够使人均收入提高。然而，有些国家实行了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大多数依靠主要产品的开采和出口，资本流动很自然第鼓励了劳动分工的国际化。
例如，1956—1970年间，一半以上来自经合组织国家的外国私人直接投资用于原材料生产(Brett,1985)。对农场、森林、矿产和海洋资源的盘剥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必经道路——环境退化、污染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尽管我们应该看到可持续性的雄辩言辞，但这一战略保持至今。
但是，发展援助和私人投资并不能掩盖南方在“赶上”北方居民日益普遍享受的生活标准和物质消费水平的过程中缺乏进步。实际上，南方持续的绝对贫困化和被剥夺以及内部日益加深的不平等导致了70年代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并希望这将使发展中国家及其公民获得份额较为公平的全球资源。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心支柱之一是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主持下达成一系列产品协定，通过这些协定，（南方）生产者将会有效地享受卡特尔的益处以获得较高的价格，来重复欧佩克的成功。毫不奇怪，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这一设想遭到北方的敌对反应，北方的拖延与推委战略最终导致他们（指南方—译者注）的立场被其他发展所替代。所以，即使他们在获得空前政治一致的时期——它表现为77国集团的建立和不结盟运动的壮大，南方并没有从北方获得实质的经济让步。查特曼(Zartman)因此说道：“既没有平等的现状，又没有将来平等的机会，不平等的状况被改变它的能力不的平等发映并放大了。” (Zartman，1987：3)
从19世纪70年代初以来，“黄金时代”已经当然地进入了一个国际劳动分工的全球性调整和重组时期。联系汇率体系的崩溃和原油价格的四倍增长标志着一个更大的经济不稳定和债务负担时期的开始。由于中等收入的石油进口国制造业出口份额上升，为了补贴较高的能源成本而依赖向世界银行贷款在经济上是合理的。然而，一旦从1979年开始，美英两国的金融形势恶化，利率变成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工具时，货币市场利率开始上升，世界经济陷入更严重的衰退。这使原材料价格承受了巨大的下滑压力，于是这些国家的脆弱经济受到严重打击，降到194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过高的贷款利率又给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以巨大的财政压力（George,1988,1992）。
自从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继续偿还债务后，对债务国家的一揽子短期救济使经济调整的发展计划浮出水面（Varas,1995）。这些措施特别要求，将发展经济从对国内就业和消除贫困的关注上转移到适应世界市场的要求和市场价值的调节上来。总之，结构调整用来保障这些国家继续履行其债务责任。据科赫（Khor）统计，资本输入的发展中国家偿还的债务从1980年的90万亿美元增长到1992年的158万亿美元，这期间，从南方流向北方的资金共计1662万亿美元，其中771万亿用于偿还利息，891万亿偿还本金（Khor，1994）。偿还债务（使南方）每年被抽掉160万亿美元，而债务总额却以每年100万亿的速度增长。债务出口比居高不下（在32个债务负担沉重的低收入国家中，有29个国家的这一比率高于200%，尽管已采取了双边缓解措施（[Broad and Melhorn-Landi,1996]）。正如科赫所说，沉重的债务包袱大大影响了广大南方国家对科持续发展进行财政支持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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