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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政府”的信念达到高潮以至“泛滥成灾”，则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资本主义体系大萧条。萧条对经济的致命伤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自由市场本身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注定要经受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转而认为“政府应起更积极的作用；它应进行干预，抵消无节制的私人企业造成的不稳定；它应充当平衡轮，促进稳定和保证安全。”而这其中，按老弗里德曼的说法，处于精英位置的知识分子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领导着“世事的浪潮”。
紧接着凯恩斯主义及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奠定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使得政府的权力籍此迅速扩大，并顺理成章地僭越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等领域渗透，由对自由市场的干预转而对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控制。这其中，完全计划经济政府以及法西斯政府将此推向了极端。
正是怀着对政府权力扩大以致于妨碍到个人基本自由的极端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借七十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失灵之机再度勃兴。但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面临一个同样的课题：如何证明“政府有效论”是一种迷信并使之晓于公众。
《自由选择》一书所要作的就是这件事。书中试图使公众明白这样一些事实：大萧条并非自由市场制度的失灵，恰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引发；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及收入平等政策正导致美国经济效率低下以及“滞胀”；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及医疗服务效率十分低下；由政府制定的诸如“最低工资法”等劳工保护政策则直接导致工人失业率上升......当然，书中也不忘记讲另一句话：以上种种政府做了而失败了的事如果交回由自由市场去做，美国经济将重现生机与繁荣。
自弗里德曼系统提出以上政府失灵理论后，尽管不似公共选择理论一般被公认，迄今仍有争议，也就是说还不足以证明“政府完全失灵”，但无可否认的一点是，人们的确不再迷信政府可以解决自由市场解决不了的一切问题，也就是说，“有效政府”的神话也正被逐渐脱魅。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与二战刚结束后知识分子与民众对“政府计划化”的热情态度相对，今天即使是原来最计划经济的国家，也被迫引入自由市场机制。自由市场制度正受到更多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欢迎。而以政府集权作为特征之一的“东亚模式”的危机，“更是反面证明了有限政府调控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目前所能接受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格林斯潘语）。
当然，曾强调经济学要排除价值判断的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对自由市场经济及有限政府的推崇却有其深刻的价值观在其中起作用，即他在书中宣称的：个人自由作为一种价值高于其他一切价值，而政府权力无限膨胀会构成对自由这一最高价值的威胁，相反，自由市场制度却恰以其选择的自由保证了这一最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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