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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立法要加快步伐，提高质量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9]这些论断，对我们当前的经济立法也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一再强调要“加快经济立法”[10]。为什么要加快?因为加快，能够进一步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慢了，不适应客观需要。加快经济立法，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有与无的关系。目前，有的层次、有的门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尚处于空白状态，无法可依。因此，在条件成熟时，应该抓紧制定新的规范性文件，尽快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二是多与少的关系。目前，有的层次、有的门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虽然有了，但数量少，供不应求。因此，应该根据实际具备的条件，抓紧制定一些新的规范性文件，尽快解决由少到多的问题。总的来说，供应短缺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但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能片面地认为，既然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既然要依法管理经济，有关规范性文件“多多益善”；更不能由于部门和地方利益的驱动，为扩大本部门、本地区的权力而立法，从而损害全局利益。因此，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中某些较低层次的规范性文件相对过剩的现象，也需要防止和克服。三是粗和细的关系。要加快经济立法，就不能不切实际地要求规范性文件的条文越细越好。当然，我们也不主张越粗越好。应该说，有必要、有可能细的时候，细比粗好；有必要细但条件不成熟时，可以先粗一点，然后逐步完善，由粗到细。实践表明，有些规范性文件即使条文粗一点，也比没有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来，国家的经济立法得到大力加强，各种经济法律、经济法规、地方性经济法规、经济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数量迅速增加，质量问题也更多地暴露出来了。因此，在继续加快经济立法进程的同时，必须“提高立法质量”[11]，以进一步解决由于某些规范性文件质量不高而出现的“有法难依”的问题。快与慢是一个速度问题。加快立法，必然带来数量的迅速增加。因此，立法的速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数量问题。数量与质量是对立的统一。既不能片面强调经济立法的数量而忽视经济立法的质量；也不能片面强调经济立法的质量而忽视经济立法的数量。经济立法的质量问题，实质上是经济立法的科学性问题，其根本标准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际情况。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使我国制定的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
(四)经济立法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进行经济立法，要立足现实，从实际情况出发。要深入实际，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经济法制建设的实际，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要根据实际具备的条件，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制定、修改、废止什么规范性文件，涉及哪些内容，必须从实际需要出发，以是否具备条件为转移，不能带有主观随意性。
进行经济立法，要面向未来，而不能囿于现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在规范性文件中提出奋斗的目标，指明前进的道路，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规范化、法律化，引导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关于立法的方式问题，同步立法虽然是基本的、主要的，但超前立法也是需要的。所谓超前立法，是指对将要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预先作出调整规定的立法方式。那么，在某种社会关系尚未形成时就超前对其调整作出规定是否就不符合实际呢?离开了经验谈超前立法是否科学呢?笔者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建立在科学预测基础上的超前立法是符合实际的，可行的。至于经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正确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为直接经验。”[12]超前进行经济立法，对于立法者来说固然尚无直接经验，但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经验。如果在他人为直接经验的知识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那么这些知识就是可靠的。所以，立法者离开了任何经验谈超前进行经济立法是不科学的；立法者从实际出发，借鉴他人经验(如果是属于可靠知识的话)超前进行经济立法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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