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政治市侩主义与政治不成熟
　　韦伯由此强调，发达民族与落后民族的根本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外在强盛”即经济、军事的发达，而且更在于“内在强盛” 即国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对本民族整体长期利益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所形成的政治向心力。韦伯对德国的忧虑就在于，他认为德国尽管能在较短时间内经济崛起甚至给人以“外在强盛”的表象，但与此同时却是“一个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a nation entirely lacking in any kind of political education）。尤其是，一个落后民族走向“外在强盛”即经济崛起的过程，在韦伯看来决不意味着这个民族必然就在走向“内在强盛”， 因为一国“内在强盛”的不发达并不是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而是政治不发达的结果；同理，一国内在强盛发达也并非经济发达就能自然形成，而是国民们只有在充分的政治参与中不断经受政治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的一种基本政治素质。但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恰恰就在于它往往为追求“外在强盛”而压抑民族“内在强盛”的生长，亦即在经济崛起时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和新兴经济阶级往往都抱定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 主义”（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即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韦伯认为这种“政治市侩主义”乃是“政治不成熟”的典型表现，他尤其强烈抨击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排斥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政治舞台是十足的“民主恐惧症”，认为这种“民主恐惧症” 恰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不成熟”从而无法成为德国 的“政治领导阶级”（事实上德国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排斥成为日后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原因）。这种“政治市侩主义”在韦伯看来是纯粹自欺欺人的慢性政治自杀主义，因为它导致的实际结果只能是，旧的政治机制每天都在加速衰败和死亡，新的政治机制却无从生长。长此以往，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政治机制日益萎缩，到最后恰恰只能导致法律与秩序的 崩溃。
　　
　　4、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
　
　　中国在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社会分殊化的程度已相当之高而使中国在社会层面已具有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致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之间的利益都已有极大的差异、矛盾和冲突。所有这些不断增生中的新的社会差 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事实上都突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高度分殊化发展后，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政治机制和政治过程来达成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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